法律法規缺位需進一步彌補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應對氣候變化工作 ，並做出了一係列重要戰略部署和工作安排。全國人大常委會曾做出關於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決議 ，並授權應對氣候變化行政主管部門積極開展立法調研和起草工作 。應對氣候變化立法也曾提上議事日程 ，但此法律目前仍未出台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工作缺乏上位法。支撐碳市場建設和運行的《碳排放權交易管理條例》也尚未正式出台 。法律的缺失不僅影響政策製定的效力 ，也影響我國應對氣候變化各項工作向縱深推進 。


今後 ，相關部門需要加強與立法機構的深度互動 ，加強政策和技術層麵的協同創新 ，強化相關和相近領域的政策協調 ，加強與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互動 ，建立多渠道的立法建議機製 ，通過修改與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法律法規 ，將應對氣候變化內容融入其中 ，特別是環境保護與能源發展等領域的法律法規 ，確保應對氣候變化相關工作有法可依 。


政策協同力度需進一步強化


當前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機製逐步建立 ，應對氣候變化各類規劃相繼印發 ，總體戰略和政策體係也逐步形成 ，應對氣候變化的各項業務也逐步清晰 ，各級政府將應對氣候變化納入各自的5年發展規劃 。然而 ，我國麵臨的氣候變化形勢依然嚴峻 ，尤其是麵臨持續上漲的溫室氣體排放和居高不下的化石能源消費 ，以及不斷加劇的氣候變化災害和風險 ，使得當前的政策無法真正滿足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


當前 ，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主要集中在目標設置 、規劃製定 、任務分解 、部門落實 、考核問責 、公眾宣傳等方麵 。節能技改 、可再生能源 、綠色金融 、綠色建築 、大氣治理等領域有助於減排的政策在控製溫室氣體排放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 ，高標準農田建設 、水資源高效開發利用 、氣象災害監測預警預防等也提高了我國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但在真正應對氣候變化方麵 ，目前的各項政策仍顯得較為薄弱而且分散 ，專屬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碳市場等政策工具的運用尚未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而對應對氣候變化起顯著作用的政策措施主要集中在財政 、稅收 、金融、保險等涉及資金流動的方麵 ，但目前仍不完善 。隻有完善政策舉措 ，使資金流向綠色 、低碳 、環保的產業以及有助於提升基礎設施 、能源 、公眾健康抵禦氣候風險的領域，才能夠更有效地應對氣候變化 。


與此同時 ，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還需要和相近領域的政策如環境和能源等領域充分協調整合 ，與可能存在衝突的政策如經濟和民生等領域政策需要磨合形成合力 。隻有這樣 ，應對氣候變化政策才能真正發揮效力 ，在助推我國經濟低碳轉型的同時提高全社會抵禦氣候風險的能力 ，並實現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 。


社會支撐需進一步夯實


得益於各級政府 、新聞媒體 、公益人士以及各類環保組織等的大力宣傳和倡導 ，綠色出行 、低碳生活等理念已經蔚然成風 。但公眾從認知到行動還存在著很多障礙 ，全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仍然相對粗放 。例如 ，應對氣候變化僅體現在少數國有企業和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中 ，尚未被大多數企業納入到其生產經營以及管理決策中 。公眾的日常生活也在低碳與便利之間進行著搖擺 。從事應對氣候變化相關的社會組織在專業性 、影響力 、運作模式 、資金供給等方麵往往存在不足 。


在這些方麵 ，需要政府加大公共服務購買力度 ，通過適當的財政資金撬動更多的社會力量投入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 ，通過社會組織的作用來帶動更多的群體 、企業 、社區 、基層政府等積極開展應對氣候變化行動 。


國際化程度需進一步提升


長期以來 ，國際社會針對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立場和行動存在質疑 ，尤其是在國際多邊談判進程中 ，對於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建立全球統一標準的透明度體係等方麵對我國咄咄逼人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以及對外影響力的迅速提升 ，國際社會要求我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的願望也越發強烈 。麵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 ，如何擺正我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位置和角色顯得格外重要 。


在新形勢下 ，我們需要進一步加強對國際形勢動態變化的研判 ，深度把脈國際發展趨勢 ，以更加開放和務實的心態融入國際社會 ，推動國內各項工作朝著國際化 、標準化 、專業化方向發展 。在議程設置 、規則製定 、技術標準 、輿論導向等方麵搶占話語權和製高點 ，吸引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組織落戶中國 ，為我國綠色低碳發展貢獻國際經驗 。同時 ，也要加大我國的人才輸出 ，確保在國際舞台上能夠出現更多中國身影 、發出更強中國聲音 、貢獻更巧中國智慧 ，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事業做出中國貢獻 。